菁英學院專欄

【新日微信】間接效益直接化

2016-07-18 / 佘日新 董事長

這些年來,台灣往往受到抽象論述未能充分實踐之苦,好的立論至終淪為一場幻滅,甚至成為酸民的激言譏語。「文創產業化、產業文創化」即為其中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例。隨著新政府端出五大創新產業與外加的新農業與材料,文創一方面在這些年來進入大街小巷、滲透食衣住行,一方面又逐漸在被矮化、窄化與醜化聲中,文創已漸漸失去二十一世紀初帶動經濟發展的憧憬與魅力,在不斷推陳出新的政策浪潮中遭到淹沒。但事實真是如此?抑或,在許多誤解或刻意操弄下,造成了一個潛在的發展引擎失去了動能。
 
或許除了台北市民或設計界的朋友還在關心,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(World Design Capital)在台北,可能在整體台灣社會並未掀起什麼漣漪。今年3月18日的設計之都國際晚宴上,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以「社會設計」為理念,頒發兩項社會設計獎項:「世界設計影響力大獎」與「金點設計獎年度特別獎社會設計獎」,彰顯在地臺北市與全球主要城市的同步努力。台北世界設計之都以Adaptive City為題,主題富含想像空間。一個調適中的城市,必須克服現有資源的侷限性,為空間中的公民求新求變,打造具備承載未來的前瞻城市。設計走出了傳統的產品與視覺領域,與各種難解問題的結合,包括城市規劃,成為創新的關鍵環節。
 
目前的城市規劃已沿用多年,不符合氣候變遷、生活型態改變與產經發展後的嶄新需求:強降雨造成了日據時代所規劃的下水道排水功能失靈、高(甚至超高)齡社會的快速來臨造成許多當前生活空間的不友善、二十年來工作機會集中於都會所衍生的心理空間壓縮,只是千頭萬緒的人類挑戰中,少少的幾項。都市更新在台灣受族群對立與刻意炒作的放大,使得城市對於未來生活的承載力道越來越薄弱。城市的脆弱性展現在各個方面,包括了近年來受政治難民效應傳導,頻傳在各歐美城市的恐怖攻擊。城市能否發展為能自我調節的生活與生產空間,挑戰著台北今年的設計之都所要向世界展現的未來想像。
 
調適的能力代表一個主體改變的彈性與承載的韌性(Resilience),改變是新常態,關鍵在於因應改變而作出的改變,即便「以不變應萬變」也應該是經過審慎評估後所做出的應變決策。變與不變的決策與行動,轉化為韌性的軌跡,使得個人、廠商、社會、或整個人類的前途,在槍林彈雨的匍匐中繼續前進。IBM董事長兼執行長Sam Palmisano於2008年倡議的智慧地球(Smart Planet)一舉將對人類智慧社會的想像拉升到整個地球的層次,引發許多正面與負面的不同評價。但就一個可操作的層面而言,智慧城市應該是適當的規模,從城市治理的各個面向,從治安、交通、建築、居民生活的大小事,若適度在此一波消弭風險的需求中所進行的都市更新,導入智慧化的解決方案,也不失為一個全面調整產業結構的良機。
 
在Thomas Friendman「世界是平的」一書風靡全球之際,另有一個世界是尖的(The World is Spiky)理論架構,在文創圈外幾乎鮮為人知。提出相關研究的Richard Florida提出創意城市的3T發展模式:Talent, Technology與Tolerance(人才、技術與包容),這三者在台灣令人憂心的程度節節高昇,台灣的包容度可能舉世無雙,其次是台灣技術的導入速度高過創新速度,但人才外流的速度已成為台灣人才存量的最大危機。文創的產業化,十多年來雖然產值不高,但確實帶動了不少小微企業的發展,也提升台灣的生活美學成為華人社會的標竿。但產業的文創化,除了一些廠商在國際設計競賽中屢獲大獎外,對產業活動中的附加價值,貢獻的辨識程度仍待提升。
 
當全球各界運用設計思維來解決個面向的問題時,台灣應將文創對產業貢獻的關注重點,從直接的產業效益轉向間接的產業效益,好好思考如何整合沒有政策支撐的「文化創意」與當前的創新產業政策,發展出善用創意階級(Creative Class)的創新經濟(Innovation-Driven Economy),才不致淪為空泛的畫餅充飢或圈地蓋樓。在檢視創新產業的內涵時,空間與產業必須進行融合,「文化創意」不應該是「挑戰2008」的舊政策,而應積極擴張文創化的間接經濟效益,並融入新的智慧化思維,才能擺脫政策的線性關係,打造台灣在推動產業政策時的完整生態體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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